突出服务功能是商会的根本与基础

2014-01-16 02:31:58 作者:bryan 来源:

突出服务功能是商会的根本与基础

突出服务功能是商会的根本与基础

作者:姚定康      来源:中国商业期刊网

   中国产品己遍及世界,只有产品,没有人在当地“关照”,显然会处于被动位置。只有在海外零售终端市场,才能了解中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影响与地位,也只有在海外零售终端市场,才能了解竞争对手的动态与发展趋势。我们要迎合潮流,并希望今后能引导潮流,就要巩固并发展国外市场。

  突出服务功能是商会的根本与基础

  文/姚定康 资深中美经贸顾问

 

  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商会影响

  美国的海外商会,是指在所在国与地区,由从事投资与贸易的美国企业所组成的商会,如在法国,称为法国美国商会;在日本,称为日本美国商会;在香港称为香港美国商会。

  许多人都将美国的海外商会作为一般的社会团体对待,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政府机构,也没有将其列入需要关注与打交道的对象。这是因为对其了解不够。实际上,美国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政策,以至政冶关系,都会受这些商会的左右。

  美国海外商会的作用实在不能小看,它比在美国境内的政府与研究机构更接近国际市场“第一线”,它也比美国驻外使领馆中商务官员的人数多,而且更专业。所以,美国的海外商会,就是美国在国际经济战场上重要的战略武器。

  美国的海外商会有几个特点:

  历史悠久。美国在海外的商会,可以追溯到110年以前,这就是成立于1894年的法国美国商会。有意思的是,它比成立于1912年,美国境内的最大商会——美国商会成立还要早得多。所有美国在海外的商会都是美国商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遍布全球。美国目前在海外的商会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海湾国家、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四个地区。早在1915年,美国在亚洲设立了第一个商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由于历史原因在1949年中止运行,它恢复于1982年。现在中国是美国在海外设立商会最多的国家。

  政府重视。设立美国商会是1911127日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向国会提出的。他特别强调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美国商会,并到海外各国去建立美国商会,对美国国家商业利益有多么重要。这一提案在四个月后的1912412日获得通过。美国总统与国会如此关注海外商会,完全是从其全球化的战略眼光与高度来策划的。

  实力雄厚。美国在海外的商会,大都在所在国中心城市的最高档地段,设有宽敞的办公室,有十几位至数十位专职人员,它比美国驻外使领馆中的商务官员还多,得到美国驻外使领馆的支持与关心。美国的海外商会与美国境内的美国商会紧密合作,美国商会将海外商会作为其“耳目”,支持并代表它们影响美国国会的决策,为美国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美国海外商会的董事会也是由一些著名企业的CEO组成,但是美国商会既不委派负责人,也不承担工作费用,资金完全自筹,主要靠会费、大企业赞助以及组织活动收入,商会经费一年可达上千万美元。

  商会的负责人,往往不是由现任某个企业负责人兼任,而是向社会招聘相当专业的“总经理”。他们一般曾任大企业的高级主管,当过律师或是前任官员,既熟悉企业,又有与政府的公关能力。至于一般的工作人员则雇用当地人员,既便于工作,也节省开支。此外,还会从社会上聘请一些专业人士当顾问(并非名誉性的)

  作用巨大。美国在海外的商会,认真为会员企业服务,努力为会员企业争取权益,所以对其会员单位很有号召力,它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库”。海外商会从事政府公关,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贸易壁垒,帮助中小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研究所在国的市场与经济,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与资料,整理编写各类报告,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提出有利于其全球经济战略与企业利益的提案。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美国政府就以此作为政策去推行实施,最重要的是每年一册的白皮书:《美国企业在XX国》。

  美国政府如果出于政冶原因,需要调整对某个国家与地区的经贸政策,那也需要获得该地美国海外商会的认可或背书。美国海外商会对所在国与地区经济所作的研究报告,有些就是由美国政府部门付出不小的“咨询费”,委托它们去完成的。

  美国商会在中国的作用

  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中国美国商会宣称的宗旨是:“促进美中之间的贸易、商业、及投资合作发展。为中美企业就涉及共同利益的商业问题提供交流平台,并与中国相关组织就共同事项进行紧密合作”。

  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区域布局,中国美国商会后来又在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地区性商会,目前它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东(华南)、成都(西南),以及香港与台北共有七个商会。

  上海美国商会:中国美国商会其实是1915年在上海成立的,美国商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吸引美国商人到中国淘金起了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失意、破产的商人纷纷到上海闯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院”寻找商机。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繁华,与这批商人不无关系。上海美国商会是在1987年恢复运作的,它现在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商会。

  广东美国商会:也称华南美国商会,成立于1995年,代表了在华南地区投资的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

  成都美国商会:也称西南美国商会,覆盖中国西南地区,服务区域与美国设在成都的总领事馆相似,近期致力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

  天津美国商会:它强调服务于“大天津”,意即“环渤海”地区。它积极配合中国“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并减轻在首都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的工作压力。

  现在中国美国商会的成员,不只是美国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与个人,还包括一些中国与美国作生意的企业与个人,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小国家的企业与个人。他们通过参加中国美国商会的活动,建立各种关系,获得各类信息与商业机会,这是依靠它们自己与它们国家难以达到的。

  香港美国商会:成立于1969年,也是在香港最大的国际商业团体。香港是中国对外经贸最主要的转口地,美国对香港的贸易,很大比重实际上是对华贸易。1969年时中美尚末建交,香港美国商会是美国了解中国经济与政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渠道。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不少企业也是通过香港向中国转投资的,从这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从统计数据看,只有600多万人口的香港在中国的投资长期名列榜首。

  台北美国商会:它有超过50年以上的历史,也是台湾最大的国际商业团体。台美贸易中,有相当大比重的订单是OEM贴牌加工,尤其是IT电子信息类产品,这大多是通过台北美国商会的会员单位下单给台湾公司,台湾公司再转给它们在大陆投资的企业生产,或者转包给大陆企业。

  海外商会到底有什么作用?因为它可以做国家、政府不方便出面,没精力顾及,而公司企业又做不了的许多事情。

  中国美国商会的作用,有必要引用一下原中国美国商会 执行总裁傅中宝博士的几段话: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商会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政府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市场准入,比如说美国企业能不能进入一些领域。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就是所谓政策贸易关系,它最终是以中国入世来解决的。

  我们不仅跟美国政府有很好的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美国商会有很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跟中国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里,中国美国商会可以说是起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

  首先当美国商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时,会让中国政府知道,这是所有美国企业的共同要求,而不是某个别企业提出的一个说法。从过去到现在,以及以后到未来,美国商会不会为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跟中国政府交涉,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带有普遍意义的。

  美国商会每年出一本书,就是协助解决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问题,这本书每年都会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广泛的应用。这本书是用中英文双语来写的,采取非常公正的立场,它要明确其中的问题。这本书并不是说只是列出各种美国公司不满意的地方,同时也提到中国政府受欢迎的一些举措,是持比较公正的立场,对中国政府来讲,这本书是很容易接受的。”

  美国商会的服务是相当周到与充分的,很值得中国的商会团体参考。

  它的第一类服务,主要是为美国政府部门制订对华经贸政策提供依据,为会员企业争取政策上的利益。更确切地讲,它是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它每年出一册白皮书,该书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分别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在各产业的状况,在各省市的状况。此外,美国商会也会为一些重要专题到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如知识产权、反倾销、产品安全、汇率等问题。

  第二类服务,是为美国在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资讯。他们每年举办几十场相当有水平的专题论坛,聘请中美政商界名流作演讲。每月出版《China Brief》杂志,分析中国市场,介绍商机动态。他们组织会员企业到各地参观考察,都会受到当地政府高规格的礼遇接待。他们还专门为帮助小企业的发展设立了商业资源中心。中国美国商会每年出版会员名录册,既为会员内部联络方便,也向社会公开发行。

  第三类服务,是努力为会员省事省钱办实事。如为会员企业直属员工办理赴美快速签证;以团体形式参展,争取展位价格优惠;使会员在酒店、购物、旅游时获得消费折扣优惠;购买健康保险;以及调查在华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供会员企业参考。

  美国公司参加中国美国商会当然是为了自己在中国做生意时能够获得许多好处与方便。傅中宝博士特别介绍了美国公司参加美国商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能够有一个渠道跟中国政府反映一些情况。作为一些特别大型的企业来讲,他们要想见一些中国政府的官员并不是太困难。由于有些问题是比较微妙的,所以有些公司也不愿意自己充当这个角色,来跟中国政府说某些事情,而是通过别人来说一些非常棘手的、微妙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找到我们这儿来,希望通过我们来替他们反映一些问题。

  这样当中国政府得到这个反映的时候,并不知道具体是某家公司提出的,而把他作为美国公司整体上的一个要求。由于是我们出面,所以那些公司不必为这种谈论的结果而担心。但是我们在跟政府谈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非常艺术的,是把中美双方贸易长期发展的利益搁在前面。对于一个商会组织来说,能够做政府关系这么一个作用,应该是非常关键的,正是由于这个作用可以吸引很多成员参加这个组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除了做政府关系以外,还应该替所有成员公司提供更加具体的服务。”

  研究美国在华商会的意义

  首先,可以学习美国商会的经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相当充分,美国海外商会有一百多年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商会正处于转型阶段,需要学习世界各国商会可以为我所用的成功经验。中国的企业刚开始“走出去”,海外的中国商会在不少国家还是空白,应该有一些可借鉴之处。

  第二,可以知己知彼。中国美国商会是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第一线与总参谋部,既是美国在海外的“耳目”,实际也是美国国际经贸政策的“喉舌”。在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商会就扮演了一个“监督”中国入世承诺的角色,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报告》、《中国威胁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等文件都是由他们提供素材,甚至起草的。中国这几年受美国方面的指责,诸如知识产权,贸易保护问题,其来源都是美国商会,是由美国商会收集情况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的。

  其实,从中国美国商会的许多活动与出版物,完全可以预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变化。掌握美国商会的动态,往往也起到了中美贸易磨擦“预警系统”的作用。所以关注美国商会,可以知己知彼,能争取中美经贸关系的主动,及时了解中国美国商会的意见,处理好与中国美国商会的关系,也是达到中美经贸关系双赢的重要因素。

  第三,可以促进中美经贸合作与对美招商引资。美国商会在组织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美国商会每年出版的白皮书,可以了解美国人是如何分析中国的商业与投资环境的。它不但对美国企业很有参考价值,对中国企业与政府也很有用处,可以清楚各地应该如何改善投资环境。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产业选择与地域选择,无不听取美国商会的意见。

  所以中国一些省市对美招商,与其千里迢迢到美国,不如就近联系在中国的美国商会,向他们介绍,影响他们、说服他们、吸引他们,由他们向美国企业做宣传,就可事半功倍。

  中国应重视海外商会建设

  海外商会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利器,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现在中国的产品遍布全球,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出去”。所以,中国在海外建立商会,不但十分必要,而且时间己经成熟。

  中国产品己遍及世界,只有产品,没有人在当地“关照”,显然会处于被动位置。只有在海外零售终端市场,才能了解中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影响与地位,也只有在海外零售终端市场,才能了解竞争对手的动态与发展趋势。我们要迎合潮流,并希望今后能引导潮流,就要巩固并发展国外市场。

  单个企业在海外,能力有限,影响力也有限,繁忙的日常生意业务,往往做不到去关心周边、分析将来。海外商会可以比较超脱、比较客观的分析研究海外市场经商环境的变化与消费者心理与习惯,提出有意义的评估与预测。既帮助己到海外当地的企业,也可向国内反馈,建议如何巩固与发展国外市场。

  国际市场上必然有贸易磨擦与纠纷,问题在于需要尽早掌握动态,才不至于被动。海外商会可以发挥其“预警体系”的作用。因为各种贸易磨擦与纠纷,往往首先可在本土商会与本土媒体上看到明显的迹象。海外商会关注、分析这些信息,提出对策,可以从技巧上化解矛盾,不使其发展到必需由两国政府出面处理。商会出面比企业效果好得多,也可减轻对政府的压力。

  海外商会可作为“接应方”,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己制订了多项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应该有“接应方”,而最有用、最适合的就是中国在海外的商会团体。

  一个企业在海外如同孤帆,而一群企业在海外,凝聚在商会周围,就如同联合舰队,抗风险与生存能力就大大加强。它们可以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立足、生根上提供最充分的帮助。因为海外商会了解所在国的国情与法规,了解市场需求与竞争现状,了解社会习俗与禁忌。海外商会既可以出面向所在国政府争取合法权益,又能站在比较高的立场,组织商会成员融入主流社会,向当地社会做回馈,处理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海外商会可以帮助解决大多数“走出去”企业的各种要求,也可出面协调,避免一些恶性竞争。

  海外商会往往都会举办各种实用知识讲座,请当地事业有成,经验丰富的政商界名流演讲。能比较全面、客观的介绍当地各种资讯,也可提供在当地做生意的各种关系与渠道,这会比找一些同学、同乡帮助更有效。

  现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从事商贸的华人也越来越多,也有许许多多的商会团体,他们各有特点,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很需要加强团结与整合。因此保持这些商会原有的独立形态,组建“联盟”性的中国海外商会就很有必要。

  以美国为例,目前的海外商会约有六种类型:以旅美老侨为主的商会根基较深,他们大多从事零售业及房地产。以旅美港商为主的商会,在日用消费品进出口方面经验丰富、渠道畅通,较早涉足股票、保险金融业与物流业。以旅美台商为主的商会,在电子信息高科技行业优势相当突出。

  以中国中资公司为主的商会,聚集许多名列中国500强企业的大公司与,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主的商会,有许多充满活力,成长很快的民营企业。还有以中国留学生出身的专业人士为主的协会,他们活跃在美国大企业,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

  以上六类中,有的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较好,但与中国方面关系不深,有的与中国方面关系较深,但与美国主流社会有一定距离。有的商业经验丰富,有的政府关系深厚。美国还有两类商会:一类是以中国某一个地区(如上海、温州、山东、福建)旅美商人组成的商会,有一定以同乡加强合作的意义。还有一类是在美国某一地区(如纽约、费城、洛杉矶、新泽西州)经商的人士联合组成的商会,但成员组成不出上述六类。如果这些力量加强团结,必要时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商会(联盟)发出声音,其作用就不可估量。

  对加强中国海外商会的建议

  美国在全球的海外商会都是与在美国国内的美国商会对接。众所周知,成立于1912年的美国商会是美国以至全球最大的商会团体。

  中国海外商会与国内的对接,估计要花较长时间才能解决,因为这是一个新课题,国内由于体制与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商会”。例如,中国工商联还有一个名称叫“中国民间商会”,工商联主要是作为一个统战的政冶团体,民间商会是以所有制划分,是以民私营企业为对象,工作的重点又主要在国内。再如“中国商业联合会”,它原隶属做内易的“商业部”,主要对象是在国内做零售与批发的企业,并不参与进出口贸易。

  目前商务部内,有进出口商会,它们是由对应外贸企业组成的专业商会。但中国“海外商会”在近一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按行业那么细分。

  中国海外商会与国内哪那个商会对接,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适合对口的。由于海外商会侧重“进出口贸易与海外投资”,所以还是应该由“商务部”归口作协调与组织为妥。因此,这似应列入“商务部”的议事日程,并且应制订海外商会的工作条例与发展规划。与此配合,中国的商业院校还应该设立海外商会的专门研究课题。

  而国内各系统的商会,都可设立“海外部”,以此与中国海外商会衔接,推动本系统的商会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

  中国海外商会的理事会应该由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由具影响力的著名企业家组成。因为商会会长及秘书处有大量的社会公关工作,又要组织与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因此他们必须专职,绝对不能兼职挂名。所以,最好聘请退休的原海外机构高层担任,他们熟悉企业运作,了解企业要求,与国内政府部门关系密切,也有许多当地政商界名流的朋友,这样有助于开展工作。海外商会的领导层应该相对稳定,专职任职不要少于5年,他们似不宜按政府官员与外派人员的管理方式。

  过去中国的海外商会,例如美国中国商会,是由在美国的“中资公司”组成,母公司都是“国企”。现在服务范围己扩大,会员多元化,吸收了中国在美国的民企以及当地的华商。

  其实会员范围还可以广义,可以包括在中国国内长期与美国做作生意,正计划到美国发展的企业,以及在美国上市,从事资本运作的企业。这样就能扩大会员规模,增强商会影响力。会员会费增加了,商会的服务能力也能加强。

  美国大多数社团,包括许多商会都缺少专职人员,会长们都是“业余闹革命”。商会办公室都挤在会长的公司里,会长改选,商会办公室也就跟到新会长的公司里去了。关键原因是商会会费收入不多,资金不足以租用办公室及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它们比国内商会团体困难多、处境差,这样也就难以提高商会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中国在海外组建商会,长期而言要走“以会养会”之路,但也应该考虑通过政策提供扶植费用,例如从出口额的税金中提取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可以由国内有关部门号召,由出口企业集资组建与加强海外商会。

  中国目前在海外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商会,是在美国的美国中国商会。它是1996年,在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的倡议下成立的。2004年,美国中国商会联合全美各地区的中资商会,成立了“美国中国总商会”,胡锦涛主席接见了总商会的全体理事并做重要讲话。现美国中国商会与美国中国总商会合署办公。

  美国的海外商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许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美国中国商会要达到它们的水平还要做许多努力,但中国的体制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中国海外商会的功能,不应该也不必要照搬美国的海外商会。然而,突出“服务功能”则是商会存在的根本与发展的基础,尤其要防止将“管理型”的作风带到海外商会去。

关键词:突出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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